亲密的陌生人 ,春赏

　　一天傍晚，我和堂兄坐在房门前，玩“锤子剪刀布”的游戏。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谁输一次，就得在脸上贴一张纸条。我应变能力不如堂兄，输得好惨，脸被纸条贴得满满的，只露出一对小眼睛，气得我眼睛似乎向外冒火，恨不得给堂兄一记耳光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后面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。正在气头上的我，头也不回地大声喝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，别碰我。”那人不吭声，不仅继续拍着，而且还摇晃起来。我恼羞成怒，猛地转过头来，正想破口大骂时，却被吓住了，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人，并非小孩，而是一个身材颀长，容貌俊美，穿着酷似机关干部的中年妇女。“莫非她是乡政府的领导？”“我在四类分子会议上曾听说过，‘四类分子只许老老实实改造，不许乱说乱动’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该怎么办？”“她是不是来抓什么人？”种种想法蜂拥而至，我惊愕得呆若木鸡。她看着我的这副模样，脸上的笑纹展开了，眼睛弯成了月牙形，不但没有一丁点的嗔色，而且还蹲下来，细声细语地对我说：“你不认识我吗？我可认识你呀。”

　　“是不是，我跟母亲去参加四类分子会议，被她看到了，不然的话，她怎么会知道我呢？”我想到这里，紧张得全身直打哆嗦，担心自己会落下什么把柄，害父母又挨批斗，于是便迅速地扯下脸上所有的纸条，立马毕恭毕敬地站在她的面前。

　　她依然温和地对我说：“你进去，叫陈娇出来一下，好吗？”

　　“好的。”我快速地离开了她。其实，我根本不知道她说的“陈娇”是谁，只是想借此机会开溜，尽管她的态度，自始至终都是和蔼可亲的，但还是让我感到害怕。

　　我人小鬼大，先去找母亲问个明白，“刚才有一个穿着干部衣服的陌生女人，叫陈娇出去一下。我不知道陈娇是谁？。”“哦，陈娇是你的伯婆。”母亲听我这么一问，顿时惶恐起来，边说边慌里慌张地往外跑去。历经磨难的母亲，办事拿捏有度，不会贸然露面，只是在门旁窥探一下，很快就把头缩了回来，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，“是她回来了。”“她是谁？为什么母亲见到她，就像见到老虎似地惊慌失措呢？莫非是来抓伯婆的？”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　　母亲急匆匆地找到了伯婆，和她耳语几句之后，伯婆立马就出去了。那女人神秘兮兮地把伯婆带到可掩人耳目的地方，细声细语地和伯婆说话。她们到底说些什么话，没人知道，但我看到，伯婆回来的时候，低着头，右手握拳放在额头上，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赶忙迎上去，搀扶着她回到房间里。对我那么和蔼可亲的人，居然让伯婆如此痛苦难过？我一头雾水，越发好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真想刨根究底，可母亲只用“小孩子懂什么，不要多问”这句话来敷衍我。

　　若干年以后，我已届舞勺之年，不再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了，对是非有一定的判断能力，母亲终于向我和盘托出了那神秘女人的秘密。原来，她是我最亲密的人——姑姑张净玉。她18岁那年离开了家庭，谁知姑姑这一走，就毅然决然地和家庭划清了界线。据说，闹饥荒那年，伯婆迫于无奈，想到姑姑那里要一点吃的，可姑姑不让伯婆进门，把她拦在半路上，偷偷摸摸地塞给她几斤粮票和几块钱，就把她打发回去了。这种忤逆不孝的行为，令伯婆透骨酸心。姑姑这次回来找伯婆，意在叮嘱两件事，“一是不要到单位去找她；二是不要给她写信。”显然，姑姑也把伯婆当作麻风病人了。

　　十月胎恩重，三生报答轻，女儿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呢？岂有此理！我气恨难平，每当听到长辈们提起她，我都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，恨不得当面怒斥她一顿。可能她也知道我们都有怨气，从此以后，她都没有回家过，我们也渐渐地把她淡忘了。

　　“子女背叛父母”，是人间的一大悲剧。儿时的我根本不知就里，心里对姑姑充满着仇恨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慢慢地读懂了姑姑的“背叛”。

　　光阴荏苒，一晃又几年过去了，正当我高中即将毕业之时，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。那时的我，踌躇满志，积极要求进步，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。我当时的年纪和姑姑离家时的年龄相仿，但因出身的缘故，我也做过许多违心之事。比如，我申请参加红卫兵组织，造反派们要我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，我二话不说，欣然接受，信誓旦旦地写下了“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一边”的保证书；我想购买一套《毛选》，他们要我写“背叛地主家庭的心得体会”，我敬谨如命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几千字的《背叛家庭有感》，这才买到一套“红宝书”。诸如此类的“帮扶”，不计其数，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，于是我便成了一个可以改造好的“黑五类”子女，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旗兵，而且还专门指派一个根正苗红的同学来教育帮助我。那位同学很热心，且博闻强记，理论水平高，给我讲述革命道理，擅长于引经据典，很有说服力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　　教育的意义是非凡的。在同学的悉心帮助下，我像脱胎换骨似的，觉得自己已有了革命资本，自命不凡起来了，成天戴着红旗兵的袖章，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各种斗争场合，俨然也是个“革命小将”。通过那场革命运动的历练，我觉得自己慢慢地成熟了，对姑姑的苦衷，也略知一二，常常这样问自己：“难道姑姑当时也和我一样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？”

　　然而，情感的伤口是很难愈合的，即使我对姑姑有了些许的理解，可在感情上还是有点格格不入。1978年底，中共中央做出了《关于地主、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》之后，姑姑就经常回家看望伯婆，长辈们对她倒是挺热情的，可我总是远而避之，怏怏不乐。

　　亲情是一条无形的绳，是永远割不断的。伯婆在姑姑的关爱下，幸福地生活了十多年，带着微笑驾鹤西去了。在姑姑回家奔丧的那些日子里，我见到她还是觉得很别扭，没有好脸色给她看。姑姑是个高级知识分子，非常睿智。她有一双美丽清澈、一泓春水般的眼睛，一眼就可以看透旁人的心，没什么可以瞒得过她。在一个闲暇之时，她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，平心静气地对我说：“阿龙，你小的时候，对我没进家门，直呼伯婆的名字，可能至今还记恨于心吧。那时，姑姑有难言之隐，我也不知怎么对你说，不过姑姑可以告诉你，我过去的一切都是假的、空的，唯有母亲才是真的、实的啊！”血浓于水，姑姑的一席话，使我想起了自己在“文革”期间所扮演的角色，又想起自己小时候不谙世事，对姑姑心怀敌意，亵渎了亲情而深感愧疚，心口的深处汹涌起悲痛的波涛，忍不住地失声大哭起来，并哽咽地说：“姑姑，你——别——说了，我——全——明白了。”经过了漫长的三十多年，我才完全消除了对姑姑的误会。

　　经历就是积淀。虽说我为此误会所付出的代价是沉痛的，但它却陶冶了我的性格，增添了我生存的智慧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世事纷繁复杂，人与人之间，因年龄大小、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，难免会产生种种误会，有的误会通过坦诚沟通之后，便可涣然冰释，可有的误会，并不是一朝一夕即可消除的。倘若遇到一时难以消除的误会，千万不可焦急上火，贸然行事，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终生的悔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