沉醉的乡村地名 ,洋人戴亮的三大发现

每当我回到熟悉的乡村，心情就激动不已，脚踏入曾经劳作过的田间地头，那沾着泥腥味的感受，那春种秋收的美景，那苦中有乐的浓浓乡情就油然而生，尤其那些乡村地名更让我沉醉。 渭溪乡，1966年我们安家落户到此地，生活了十三年；1978年我高考离别渭溪乡，至今亦是40年余。但脚下走过的山梁坡沟、河溪田地，所有地名我眯着眼睛依然说得一清二楚。我知晓这些地名的来历，明白这种叫法的讲究。诸如渭溪乡，就来源于渭子溪这条河，水路长，旱不枯，清亮甘甜地从凤凰山南涌泉而来，绕乡政府半圈南下，归入汉江，而冠名渭溪。乡政府所在地的金鱼村，因其倚靠的山梁极像一条金鱼，鱼嘴伸进渭子溪水中，而得名。乡北面溪头的村，与凤凰山有关，当仁不让名为凤凰村。乡东面的村，位居山坡的岩石为红色，起名红岩梁，梁上筑的寨子保平安，起名红安寨，寨子下面这个村就叫红安村。乡政府南面的村，位于渭子溪的中段，就叫中渭村。而渭子溪下段，在即将归入汉江时，冲出上千亩的一坝田来，这个村就得名大坝村。这样的冠名，与山与水与地形与自然密切相关，才让我过目不忘，而记忆犹新。 金鱼四队，我家下放落户的地点，位居乡政府背后的凤凰山腰间。一踏入这个队的地界，所经过的地名，真让我惊奇不已。从乡政府去四队，取道背后田埂小径而行，便走进一条沟，路窄沟深人渺小，名为矮子沟。出沟时要侧身而过一瀑布，名为滴水崖。然后直蹬蹬地爬过狭长的乱石砭子，名为塞牙砭。过砭子就上到砭子梁，梁中闪出一个大垭壑，那就是四队的门户院子，六户人家四户姓陈，名叫陈家垭子。垭子上面就是枞树包，圆圆的梁包上长满枞树。枞树包的北面闪出一块平地，住着姓任的五户人家，叫任家埫。梁包的东侧就是队里安排我们家居住的地方叫半边崖，两小间土巴茅草房靠在崖壁上，我们改名叫陈家崖。 乡村中，巴掌大块的地方都有一个名字。从陈家崖北上，走不到五十步就进了“谭家院子”，再朝上走百步就是“枫树垭壑”，过了垭壑不到百米远便是“张家老屋”，老屋又叫“敞口屋”。老屋下面一块地，因地边长有金竹，名叫“金竹埫”；左边的小河沟坎上砌有一口水井，叫“水井湾”，老屋人吃水都在这里挑。水井湾上面的坡叫“牛角坡”，传说是老屋的前前辈，在坡里犁地时，犁出一只牛角而得名。坡的另一面为阳坡，栽植的全是茶树，叫“阳茶梁”。我清楚记得老屋人说，喝茶就要喝阳坡茶，茶劲足味浓香还经得起泡；阴坡茶味轻，经不起泡，除非炒老些，可这茶汁又岔味了。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，队里的每一块田都有自己的称谓。谭家院子脚下的青石河，在此绕出一遛湾梯田，田与田过水相连到三队的润家沟口。先辈们，随山边、顺河向、就地势而建造出形状各异，大小不同的273块田，还给每块田起有名字，还不重名。上口第一块田叫摸山田，其下依次是二遛田、三指田、四方田、五边田、六根田、七马田、八夹田、九弯田、十足田、扁担田、牛角尖田、箩筐田、大蛇形田、小蛇形田，葫芦田、蓑衣田、瘦绑田、茄子田、裤裆田、簸箕田……下口最后一块田叫脚板田。这些田都叫过水田，其中的37块田有浸水，秋收翻犁后继续水冻，又通称为泡冬田，也是来年的秧母田。山里还有“雷公田”，又叫抢水田，修建在无水源的坡梁间低凹处，顾名思义是靠天打雷下雨才可插秧的田。队里有：“枞树包田”、“阳茶梁田”、“垭壑田”、“牛角坡田”、“砭子梁田”、“板栗山田”、“橡子丘田”等30多处。我经历过，为了跟老天抢水种雷公田，白天且不用说，若是半夜下雨半夜就起床，全队上下按原先指定的人户到指定的田，雨越大越高兴越是出动快，掏沟引水灌田。一次雨水不够，就等二次三次，雷声雨点就是号令，不需要谁喊叫，就这样用斗篷遮着火把、掌着马灯，摸黑犁田保水，天明再赶时插秧。现在没有渭溪乡了，1996年撤并于汉阳镇；金鱼村也消失了，2006年与凤凰村、红安村合并更名为金凤村，但在我心中的渭溪乡、金鱼村没有撤并，永久留存。毕业后，虽然分配在县城工作，但是每一年都要选择节假日，尤其是清明节或过小年，必定要开车回到安家落户的渭溪乡金鱼四队去，不仅仅是去父亲坟上扫墓（1975年父亲去世安葬在此），更为了让儿孙们走进山里，亲吻土地，抚摸山水，长长乡村地名文化见识，了解乡土花草树物认知，潜移默化“吃苦是福”、“乡土是根”、“勤劳是本”的民风民情。儿孙们因地名而好奇兴奋，我也因地名而爱屋及乌。 乡村一年一个变化，40余年后的渭溪乡，金鱼四队（现叫金凤村四组），面貌焕然一新，变化得我都快不认识了。乡虽然缩小为村，却把无街扩张成街市了，泥巴路改建成三级硬化水泥公路，茅草平房翻新为框架式楼房。原来271人的金鱼四队，已有249人搬下山了，756亩田地退耕还林了712亩，水泥路通到谭家院坝边，乡亲们那一张张开心的笑脸，无不感动欣慰着我。 欣慰之余，却又给我带来一些惆怅。很多已经传承千百年的地名，正在变化中消失或已不复存在了。像矮子沟、滴水崖、塞牙砭、大垭壑，一条水泥路穿行修成后，其影形全无；退耕还林的田地已是绿树葱郁，与山林合体，再也分不清是什么坡啥子田了；搬走后的这院子那垭子，已经名不副实了，再过一些年就没人叫，更无人知晓了。乡村这些地名的记忆，浓厚地构成了我的一份乡愁，这乡愁与乡土人文息息相关，与乡亲乡音紧密相恋，与山水花鸟温馨相牵，这样的乡愁已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情愫和一种历久弥新的期许，承载滋养着我的全部乡愁。 乡村地名让我沉醉，因为城市人在节假日里纷纷涌入乡村，努力寻找心底深处的乡土情思。乡村地名让我魂牵，是因为乡村人开始回归回报魅力乡村，自觉形成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　　搞科研，重在发现，不然，就是“拿了经费吃干饭”。写诗歌，贵在发现。不然，笔底下流淌的，全是押了韵的陈词滥调。闻一多的诗，就注重发现，有一首题目就叫《发现》，开头两句是：　　　　我来了，我喊一声，迸着血泪，　　　　‘这不是我的中华，不对，不对！’　　　　这是他1925年，抱着满腔希望，回国后的发现：到处是“恐怖”，“噩梦挂着悬崖”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诗人的悲楚与失望，溢于言表。　　　　做人，其实也讲究发现。　　　　法国人戴亮，近年有不少发现。虽然，不能凭这些发现，去摘取奖项，但至少说明，他是在用心生活。用心，就能有发现。发现，能让人从自发状态，进入自觉状态。　　　　上海《新民周刊》是我喜欢的一本周刊，把此公的新发现，亮了出来。我一归纳，大致有三项。　　　　第一项发现：如今老外在中国，跌价了。从“高贵”，变得“平常”了。　　　　以戴亮自己为例，2000年到上海留学的第三天，就有一家演艺经纪公司，招聘他做兼职演员。凭洋人面孔，帅模样，会普通话，便轻松通过面试，参加演戏了。从此片约不断。“处处受优待，处处被照顾，还能赚不少的外快。”甚至在上海繁华的静安寺街头，他看见了自己做模特的广告。“曾有一段时间，自己真的有些迷惑，生活变得‘太简单’了。”他说。　　　　欣欣然，有点“当贵宾”的感觉了。　　　　然而，近几年，“再没有人找他当模特”，“中国人开始区分，这个老外是唱歌的，不是当模特的。”参加演出时，戴亮被要求唱中国歌曲，再来一段“绕口令”。戴亮不喜欢自己被当成“道具”使用，而希望唱自己用中文创作的带点摇滚风的歌曲，却让导演不满，戴亮只好妥协，“唱一首中国歌，再唱一首自己的歌。”“贵宾”地位，不复存在！　　　　于是有了第二项发现：如今老外在中国，难混了。从“如鱼得水”，变成“充满竞争”了。　　　　据《新民周刊》报道，戴亮在上海管理一个非营利机构，如果他现在需要招聘一名职员，打算每月付5000人民币元的工资，他就会录取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更了解自己的祖国。有个法国女孩，来戴亮这里，实习了没多久便回国了，很显然，她在中国没有优势，不如回国更自在。老外想在中国立足，需要与中国人竞争。　　　　第三项发现：如今中国人对老外的态度，从“感性”变得“理性”了。　　　　戴亮说：“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，与中国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，而中国人如何看待老外，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。”　　　　我不认识戴亮，否则，我会当面对他说：“你这第三项发现，含金量更高，决定了前面两项！”　　　　过去中国人看老外，是抬起头，仰视的。总觉得，老外在山顶，我们在山谷，唱歌比我们受过美声训练多，走T台比我们更具范儿。而如今平视了，上海话叫“脚碰脚”。正如戴亮所发现的，“现在，一个老外来中国，如果他没什么本事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”不像以往，哪家娶个洋媳妇，祖宗八代都沾上仙气。　　　　如今，每逢周六周日，我都会打开江苏卫视“非诚勿扰”节目，看孟非怎样替男女嘉宾搭“鹊桥”。“孟爷爷”态度公正，对中外嘉宾“端平一碗水”。嘉宾中的老外，并非每位都吃香，有些鼻子高高的，牵手率似乎也高，结果几盘录像一放，照样灭灯到零，碰一鼻子“灰”，想“起死回生”也没门儿。这表明，台上二十四位漂亮的单身女生，其首选，不是鼻子的高，眼睛的蓝，洋装的挺括，而是人品的端正，性格的般配，习俗的融洽，文化的和谐。说得再雄浑一点：西方的金融危机，经济萧条，与中国国力的强盛，经济的崛起，两者之间的落差，带来了价值观念上的微妙变化。　　　　《新民周刊》关于戴亮的报道，安了一个有诗意的结尾：“采访结束，戴亮跨上白色助动车，融入上海淮海路涌动的人潮中，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，老外注定越来越‘平常’。”　　　　戴亮的背影，让我的眼突地一亮。我有了一个新发现：老外的“平常”，映现出中国社会的“不平常”、中国人的“不平常”，中国人比以往更成熟了，更强劲了。这样的民族，腰杆笔挺，谁敢小看？　　　　倘若闻一多的那两句诗，用来表达我今天的发现，似可改成：　　　　我来了，我喊一声，绽着笑窝，　　　　“这就是我的中华，不错，不错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