锁心桥 ,巴枳文化之谜

公元前477年，对巴国来说，是非常不幸的。因为在楚军强大攻势下，巴军节节败退，被迫放弃汉水中游一带故地，背井离乡，举族西迁，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但对巴渝大地来说，却是十分幸运的。因为来到这里的巴人，高扬白虎旗，挥舞柳月刀，斩断了氏族关系的纽带，征服了原始土著部落，从而开启了奴隶社会新时代。巴国败于楚后，白虎巴人在清江的呜咽声中，溯江而上，后沿悲泣的郁水进入乌江水道，到达乌江与长江汇合处——枳(今涪陵)，并在两江激情澎湃中，不断向东、向南、向西拓展，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枳巴王国，使枳城成为白虎巴人西迁的最初百年（公元前477年一前377年）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处于鼎盛时期的巴国疆域，“东至鱼复(今重庆奉节)，西至僰道(今四川宜宾)，北接汉中(今陕西南郑)，南极黔涪(今重庆彭水、黔江一带至贵州东北和湘西北等地)”。控制了以嘉陵江、长江、乌江流域为腹心，包括今重庆、川东、陕南、鄂西、湘西北和黔北等地的广大地区。在这片肥沃广袤的土地上，巴人唱着嘹亮的巴歌，跳着雄劲的巴舞，一边播种希望，一边收获喜悦。他们不仅让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枝繁叶茂，而且让绚丽多姿的精神文化繁花似锦，从而创造了神秘灿烂的巴枳文化。所谓巴枳文化，就是古代巴人在枳地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和，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丰硕之果，也包括精神文化的绚烂之花。按照《涪陵辞典》的观点，巴枳文化，亦称枳巴文化，意即枳地巴文化，实指枳地（含今涪陵一带）的地域（方）性文化，与说“涪陵地方历史文化”之意相近。尽管巴文化总体上并不专属涪陵拥有，但是，巴文化应以涪陵巴枳文化为代表。因为巴国最鼎盛时期，是以涪陵为据点向四方扩展的，其巴王陵墓亦在涪陵。即使后来秦国灭掉巴国，虽然巴族政治中心的历史告一段落，但包括巴族在内的巴民族共同体的不少居民，仍滞留枳地，他们和其它民族的居民一道，继续传承文化，建设家园，从而让内涵丰富、特色鲜明的巴枳文化，在涪州大地上散发着浓郁的芬芳。今天，虽然巴枳文化早成历史之谜，但透过史书几缕悠远的墨香和巴王陵墓浓郁的王室气息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神奇的光影。一巴人站在两江交汇之处枳地，望着波涛汹涌的乌江和浩浩荡荡的长江，心潮起伏，激动不已。抬眼望去，只见这里不仅山川壮美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而且交通便利，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，钟灵毓秀。于是，他们心中一阵窃喜，认定这里就是巴民族繁衍生息的好地方。同时，他们也清楚地看到，这里不仅远离蜀、楚，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威胁，而且地处两江汇合之口，东连云万，西控成渝，南屏滇黔，北锁汉中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绝对是建立都城的首选。顿时，他们睁大明亮的双眼，一扫战败的阴影，跟随纵情高歌的乌江，嘹亮地唱起了巴歌，并随翩翩起舞的长江，欢快地跳起了巴舞。汗水挥洒中，他们捣毁了摇摇欲坠的简陋茅屋，建起了实用美观的吊脚楼；他们拓宽了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，修建了笔直宽敞的街道；他们拆除了用枳棘等灌木构成的围栏，垒砌了高高耸立的城墙。载歌载舞中，街道两边，各式作坊敞开了大门，各种店铺摆满了商品。街道上，商贩们大声吆喝着，来来往往；行人们东张西望着，熙熙攘攘。江边，商船往来游弋，川流不息；战船高耸林立，威风凛凛。看着巴人能工巧匠高大的身影，长江为之欢呼，乌江为之赞叹。而就在这真诚的赞美声中，一座崭新的城市在两江的簇拥中拔地而起。它不仅成了巴人西迁后最早的都城，也成了涪陵城市发展史上靓丽的雏形。伴随着城市文化的兴盛，工业文化也在枳地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青铜冶炼火花飞溅，制陶作坊熊火烈焰，丹砂矿里五彩斑斓，酿酒行业醉意阑珊，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其中，最为光彩夺目的，是带有强烈民族和地方色彩的青铜工艺业。巴人制造的青铜器工艺精湛，风格独特，种类丰富，纹饰精致，饱含着浓郁的民族特色。在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的许多精美青铜器，经鉴定，其铜、锡、铅的合金比例，已达到当时中原地区先进水平。1号墓出土的14枚错金编钟一套，形制大小比例匀称，钟面饰有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，并剔凿有隧（透空或不透空的槽）以校正音高，四个虎头形的钟架的饰件上，遍体镶嵌银云纹，眼内嵌有黑珠，造形十分生动。3号墓出土的铜壶，用错银技法，制成云水图案。其图案大小不等，连续对称，精雕细镂，线条流畅，浑然一体，表现出工匠高度的制作技巧。而发现的多把青铜剑，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，剑身依然光滑，剑锋依旧锋利，几乎没有锈蚀。丹矿早在石器时代就开始用作颜料或涂料，后来主要用于医疗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曾有记载，丹砂有镇静养神、益气明目，通血止闷，医治创伤等功效。除此之外，丹砂还用于建筑、陵墓等，其用途极为广泛，需求十分旺盛。商、周时，巫巴山地诸巫已经掌握并施用“不死之药”丹砂。巴人祖先务相(廪君)所居之地，即今长阳县武落钟离山的赤穴，就是一个丹砂矿穴。以务相为首的巴氏族，就曾以采掘丹砂为业。巴人立国枳后，利用此地丹砂矿藏丰富的优势，大力发展丹砂产业。当时，丹砂业已经成了巴人一项重要产业，并在后来发展成为巴族垄断的手工业。巴人对丹砂的开发与利用，也一直影响着巴国的经济。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云：“巴寡妇清，其先得丹穴，而擅其利数世，家亦不訾。清，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财自卫，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。”是说战国末至秦朝初，枳地有个叫寡妇清的女人，其夫家因几代经营丹砂，积累了大量财富。而巴清在其丈夫去世之后，又把家族的丹砂产业发扬光大，最后发展成为垄断全国丹砂产业的商业帝国。当时的乌江，就因为运送丹砂繁忙，而荣获一个生动形象的美名——丹涪水。作为枳地工商业的典型代表，巴清不仅忠于爱情，始终不渝，而且乐善好施，扶危济困。特别是她捐献巨资修筑长城，并为秦始皇陵墓贡献大量水银，从而使她深得秦始皇的敬重，享受崇高的荣誉。她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女企业家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女丹砂业专家，是名副其实的丹砂女王。她不仅是一代女杰，更是爱国女豪；不仅是巴枳工商业文化的一面旗帜，也是巴渝文化乃至中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。当时，酿酒业也是巴国一种驰名远近的传统手工业。古代巴人的酒，以“巴乡清”著称于世。据说，巴乡清酒因其产地为鱼复县巴乡村而得名。该酒酿造时间长，冬酿夏熟，色清味重，是酒中上品，属巴国所酿酒类中的名牌产品，也是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之一。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，曾以此酒作为表示诚信的保证。巴人不仅让美酒香飘枳地，还擅长栽桑养蚕，种麻织布，所织麻布称为賨布。秦灭巴后，曾令板楯蛮以交纳賨布代替户赋，可见这种布在当时广受欢迎。“西兰卡普”是巴人后裔土家族民族工艺中的一朵奇葩，又称“打花铺盖”，因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，被列为中国五大织锦之一。巴人制陶技术，也有较高水平。从出土的陶器看，轮制方法已较普遍，陶器的器形也比较复杂，有炊器、食具、装饰品等。制漆业也是巴国传统工艺业，而且达到一定的水准。在小田溪巴王墓葬中，出土的漆器，其器形有漆盒、漆盘、漆奁、漆梳等，为红黑两色。有的漆器还加有铜足、铜盖或铜箍，异常精美。巴的竹草编织技术也有悠久传统。在巴县冬笋坝出土的巴人船棺，其棺底有六棱孔眼的篾垫痕迹。随葬品中，有的漆器不用木器而使用竹编胎骨，在有的巴墓中还出土了残存的篾器。随着枳地工业的风生水起，枳地的商业文化也在两江之上泛起阵阵涟漪。枳地坐拥长江、乌江两大黄金水道，巴人又擅长舟楫，故巴人的水上运输业极为发达，并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旺。在涪陵蔺市、镇安、白涛等地，这里的居民一方面从事捕鱼、农耕等生产活动，另一方面则利用两江水道贩运食盐、丹砂等巴地特产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枳地巴国商业的发展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及秦文、孝、缪居雍，隙陇、蜀之货物而多贾。……武、昭治成阳，因以汉都，长安诸陵，四方辐湊并至而会，地小人众，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。南则巴、蜀。巴、蜀亦沃野，地饶巵姜、丹砂、石、铜、铁、竹、木之器。”这证明巴人很早就与秦国有通商往来。而在广袤农村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巴人未来之前，枳地土著濮人，以狩猎畜牧为主。原始粗放农业，仅是辅助手段。他们或弯弓搭箭，飞奔于茫茫林区，围捕野兽；或张开渔网，穿梭于大江小河，捕捉鱼虾；或手持工具，忙碌于田间地头，种植粟米；或来到后院，养殖牲畜。而巴人到来之后，开始与当地濮人一起，积极开垦土地，发展农业生产。他们来到沿江河谷，在冲积平坝上开辟水田，种植稻谷；他们来到丘陵地带，在山间平坝处，开垦荒地，种植黍稷。于是，在河岸低缓之处，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垦地的身影；在山间平坦之地，随处可见他们播种的情景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：“后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务农，……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。”是说蜀地杜宇实行的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和技术传到巴地后，为枳地巴人所重视，并虚心接受，广泛用于农业生产之中，促进农业发展，使农耕开始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。抬眼望去，在河岸田野里，在山间坡地中，一茬一茬的农作物，在雨露滋润中笑傲山川。水田里，金灿的稻谷，散发着迷人的清香；山地间，淡黄的黍子，挂满着饱满的微笑。而优美的巴歌，则带着巴人们收割的喜悦，在枳巴大地久久回荡。二在枳地物质文化光芒四射的时候，精神文化也大放异彩。巴枳大地上，民歌、诗歌声声入耳，巴渝舞、摆手舞舞姿翩跹，下里巴人、编钟乐独具特色，人祀血祭、崖畔獭祭、鬼教信仰等神秘怪异。侧耳聆听，巴歌铿锵而来，它们徜徉在巴枳大地的山山水水，萦绕在巴枳时空的每个角落。或感伤时政，或歌颂美德，或记载农事，或介绍祭祀。虽然大部分诗歌仅是巴人口头传诵，很多早已失传，但幸运的是，在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这本地方志中，依然还记载了许多流传下来的民歌。巴人所创作的巴歌，是历史上极为有名的民族之歌，大体分为两类：其一，反映广大人民日常社会生活的民歌，即劳动、生产、婚姻、家庭、爱情、交往、时政、祭祀之歌；其二，反映巴人军事活动、军事行为的军歌、战歌。巴人的日常生活之歌，在《华阳国志》卷1《巴志》中多有记载，主要反映了巴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，如：“川崖惟平，其稼多黍。旨酒嘉谷，可以养父。野惟阜丘，彼稷多有。嘉谷旨酒，可以养母。”这首描写生产生活的诗歌，讲述了古代巴人除打猎捕鱼之外，还在河谷缓坡播种黍稷，以旨酒嘉谷侍奉父母。歌颂了巴人勤劳善良，淳朴敦厚的传统美德。全诗因地叙事，不假雕饰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情感真切感人。“日月明明，亦惟其名。谁能长生，不朽难获。惟德实宝，富贵何常。我思古人，令问令望。”此首巴人好古乐道之诗，突出强调了巴人“惟德实宝”的德性精神。这类巴歌来源于民间，有极强的生命力，故传唱方便，影响极大。早在先秦时期，此类巴歌就广泛流行于巴地和楚都郢一带，即所谓的“下里巴人”。后来，这类巴歌更进一步向民歌方向发展，成为巴人抒情状物，发泄情感，表达爱意的歌乐形式。到了两汉，巴渝民间往往“族举迭奏，金鼓迭起”，流行着许多优美的民歌。南北朝时，三峡地区、巫溪流域，父母死，“打鼓踏歌”，以歌伴舞，名曰“跳丧鼓”。隋唐之际，三峡地区巴人妇女善于唱歌，歌师称“巴娘”，所唱之歌为“巴歌”。唐中叶以后，顾况的“巴人夜唱竹枝后，肠断晓猿声渐稀”，正式提出了“竹枝词”的曲牌。刘禹锡被贬官流放，听到巴娘唱巴歌，兴趣极浓，创作了许多“竹枝新词”。如脍炙人口的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。这是一首民歌风味极浓，而又升华为唐诗的“七绝”体。从此，巴歌升华为唐诗的一体，下里巴人登上了诗词的大雅殿堂。“竹枝词”源于巴歌，刘禹锡等诗人以“竹枝词”之曲牌推广，巴歌很快就为诗界接受，成为了唐诗的一体，升华为巴人的七言诗体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巴哥又有发展，近似“绝句”。《水经注》（卷34）载：郦道元任北魏荆州刺史，漫游夔峡地区，曾用汉语记录了巴歌，其中的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啼三声泪沾裳”成为了诗坛名句。巴人的军歌、战歌主要是反映其丰富的军事文化内涵。这类歌与军事联系极为紧密，声调高昂激越，气势雄壮，多与巴人军舞——巴渝舞并用，主要用于振奋军心，激发士气。有关枳地巴人的军歌、战歌已很难从巴文化中剥离出来加以考证，而有关整个巴人的军歌记载却很多。最早的记载，就是《华阳国志》所载的巴人参加武王伐纣，“歌舞以凌殷人”。其后巴人帮助刘邦参加平定三秦的军事行动，刘邦将其称为“武王伐纣之歌”，并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雅歌雅乐体系，成为中国古代乐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汉代，经过刘邦改造的巴人军歌主要有四篇，一曰矛渝，二曰安弩，三曰安台，四曰行辞。这四篇军歌因系巴文写成，又是巴语演唱，“其辞既古，莫能晓句度”。三国时，王粲对巴人军歌进行改创，仍是四篇，成为颂扬曹操武功的军歌。但由于被改制的巴人军歌，仅局限于宫廷，扼杀了巴人军歌的生机与活力，最终走上了衰败的道路。到宋代时，统治者遂以巴人军歌为蛮夷之歌而加以废弃，于是改制的巴人军歌连同巴人的军舞，最终退出宫廷的狭隘空间。但是，在民间，巴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，一直流传至今。现在巴渝地区的薅草锣鼓、花灯调、花鼓调、莲花落、川剧帮腔、川江号子、劳动号子、船工号子、翻山铰子等，都和曾经的巴人民歌密不可分。“巴渝舞”是指古代巴渝地区的民间武舞。中国古代典籍记载，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。事实上，巴人不仅创作的巴歌极为著名，其巴舞也影响深远。历史上的巴舞，主要指巴渝舞。巴人居住在商、周、秦、楚等强大部族之间，处境十分艰难。为了生存发展，他们除了进行农耕、渔猎等生产活动外，还要在遇到战事时团聚部落内各氏族成员，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。为了凝聚人心，统一步调，他们请来巫师，组织和指挥部落成员唱歌、跳舞，凡播种、渔猎、出征之前，都要摹拟演习，这种演习就是原始的舞蹈，也就是最古老的巴渝舞。其特点是节拍铿锵有力、舞风刚烈，主要属武舞、战舞类型。“剑弩齐列，戈矛为之始。进退疾鹰鹞，龙战而弱起”，“退若激，进若飞。五声协，八音谐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巴渝舞”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。《华阳国志》卷1《巴志》：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著乎尚书，歌舞以凌殷人，前徒倒戈。”故世称之曰：“武王代纣，前歌后舞也。”此是史籍中最早言及巴歌、巴舞的记载，然并未明言巴歌、巴舞的名称，其后，直到汉初，始有巴渝舞之称。巴渝舞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至为著名的舞蹈，可分为两类：其一，反映军事活动的军歌战舞；其二，反映日常社会生活的舞蹈。段绪光在《巴渝舞的源与流》中，认为巴渝舞是古代巴人的一种独特舞蹈，主要用于战事。汉高祖定三秦后，巴渝舞分两支发展，一支在宫廷发展，成为大雅之舞，至宋朝时被废。汉初，“巴渝舞”被刘邦移人宫中，成为宫廷乐舞，既供宫中观赏，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，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，天子丧礼乐舞。那时“巴渝舞”几乎成了国家乐舞。三国曹魏时，“巴渝舞”更名为“昭武舞”。西晋时，将“昭武舞”易名为“宣武舞”。唐时，“巴渝舞”仍为宫廷乐舞之一。唐代以后，“巴渝舞”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。然而，巴渝舞的另一支却在民间广泛流传，遗风犹存。如今，川东巴人后裔土家族的踏踢舞、摆手舞、腰鼓舞、盾牌舞等，就是古代“巴渝舞”的流变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后来宫廷巴渝舞日趋枯萎并被废止，但民间巴渝舞却因为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生活之中而得到充分发展，并且因地域环境、社会实践等因素的影响而急剧蜕变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表演形式和艺术流派。曾原属涪陵管辖的土家族，保存了古代巴人的大量习俗。其中摆手舞就是巴人的重要遗存之一。据现代民族学者研究，土家族原是古代白虎巴人的后裔，而巴枳国乃白虎巴人所建，因此，流传至今的土家族摆手舞应为巴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土家族的“摆手舞”有“大摆手”、“小摆手”之分。“大摆手”规模大，双手摆动幅度也大，模拟军事动作，还要穿插许多军事活动。有些村寨举行摆手舞时，一些青壮年还要手执刀枪，先表演武术，然后转入摆手。“小摆手”规模小，过去村村寨寨都有，舞者绕圈而舞，双手摆动不过两肩。大多模拟农事动作，应是文舞，供欣赏娱乐之用。古来歌、舞、乐一体，巴人不仅擅长歌舞，其音乐也极为有名。虽然现在无法具体听见巴人音乐演奏的美妙之声，但却可以借助巴人考古资料中的乐器，对巴人的音乐特别是其军乐进行一些必要的透视。就文献记载而论，巴人的乐器只有铜鼓，但考古中却发现了许多巴人乐器，其种类主要有编钟、铜钲、甬钟和虎妞錞于等。编钟是巴人的一种重要的乐器，在古代巴人生活的地域，包括今天的土家族地区，如湖北恩施、鹤峰、咸丰、利川、建始、巴东、长阳、五峰，湖南的泸溪、保靖、龙山，重庆的涪陵、黔江、彭水、酉阳等地均有发现或出土。1972年，在涪陵小田溪巴王墓中，出土了错金编钟和虎纽錞于。其中，错金编钟为青铜浇注，共十四枚。出土时，编钟依大小和音高为次序，悬挂在钟架上。经过试奏，每件铜钟都能敲出两个音高，能够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，并可用来伴奏。在众多的巴人乐器中，最能体现巴文化特色的是虎纽錞于。虎纽錞于在巴人生活地域出土极多，在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重庆、陕西、贵州等地均有发现。錞于本是中原文化的产物，是古代军中号令将士进退之节的乐器，主要用于军事行动。传入巴人地域后，由于巴人崇拜白虎，祖先廪君为白虎的化身，因此，巴人所利用和改铸使用錞于时，在錞于的纽上铸上巴人的图腾虎，结果虎纽錞于就成为巴文化的典型器物。铜钲是巴人的又一种乐器，有时与虎妞錞于并用。在巴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中，白虎崇拜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。由于巴人生活的鄂西，多虎的地理环境，使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能力较低的情况下，从对白虎的恐惧演化为对白虎的敬畏和崇拜。所以，巴族的第一个崇拜神就是虎神，故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说：“廪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。”巴人对虎的崇拜还转化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，前者是指日用器中的虎钮錞于、虎纹戈等，后者是指巴人勇猛善战的精神。关于巴人的信仰，大体停留在原始宗教与万物有灵的阶段。至于廪君化为白虎、以人祭祀的说法，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。这种以人祭祀白虎的习俗一直相沿甚久，直到巴人后裔土家族土司祭祀，还杀人以献祭。至今鄂湘川黔边区的土家族民间，仍有白虎崇拜之俗。除白虎崇拜外，巴族的宗教习俗表现形式还有人祀血祭、獭祭彼崖，以及信仰鬼教等，这在巴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据传涪陵曾属商代的方国“鬼国”管辖，巴人定都涪陵后，巴人全盘继承了“鬼国”崇尚祭祀的习俗，继续将巴族民众的迷信思想和神秘怪异的迷信活动加以传承。《华阳国志》卷1《巴志》中记载了一首反映巴人祭祀民俗的诗歌：“惟月孟春，獭祭彼崖。永言孝思，享祀孔嘉。彼黍既洁，彼牺惟泽。蒸命良辰，祖考来格。”该诗首先说明了祭祀的时令和主要目的，继而说明了巴人祭祀的类别——獭祭，从而成为巴人祭祀民俗诗歌的珍贵记录。在史书上，还有许多关于巴人的跳丧舞蹈的记载。樊绰《蛮书》卷10引《夔城府图经》云：“初丧，鼙鼓以道哀，其歌必号，其众必跳，此乃盘瓠、白虎之勇也。”又说：“巴氏祭其祖，击鼓为祭，白虎之后也。”跳丧渊源于巴人的军事丧葬歌舞，故虽然演变为一般的丧葬礼俗，但仍然保留了不少的军事性质，成为男子、“邻里少年”的丧舞。由于渊源于巴人的军事丧葬歌舞，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，因此，“鼙鼓以道哀，其歌必号，其众必跳”就转化为一种群众性的丧葬歌舞活动。这些习俗亦被土家族继承下来，表现在其巫师的祭祀活动中。由于巴人傍水而居，长于舟楫，舟船便成了巴人从事生产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，所以，船棺葬便成了古代巴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。他们把一段粗大的树干裁成两半后，再将中间凿空做成独木棺，作为死者灵魂顺利到达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。除此之外，巴人所迁之地大多为山区，历来崇尚勇武，善于攀爬，所以悬棺葬、幽岩葬、岩穴葬、土坑葬等也是他们选择的丧葬形式。祭祀时跳的跳丧舞，也是巴族独特的丧葬文化。舞者头、肩、腰、臂、腿、脚尖、脚跟一齐动作，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，唱着古老、粗犷、格调明快而独具巴人特色和浓郁山乡气息的曲调，为亡人超度灵魂。在今天巴人后裔土家族人的葬礼中，也依然可以看见这种跳丧舞，热热闹闹陪亡人，欢欢喜喜办丧事。三丰富多彩的巴枳文化，除了散见于各种记载和口头流传外，最能体现巴枳文化的，是涪陵小田溪巴王墓群出土的大量珍贵遗物。它充分展示了当时巴人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。小田溪巴人墓群，因在白涛镇陈家嘴村小田溪而得名。位于涪陵城东南15公里乌江西岸一、二级台地上。墓群范围，北至乌江边麻柳林，南靠官山坡脚下，东到小田溪，西至竹林沟。东西长360米，南北宽240米，遗址总面积8万平方米。这是三峡库区一处A级发掘文物保护重要墓群，属战国时代一种地域性的考古学文化，意义十分重大。文物专家认为，小田溪很可能就是战国晚期巴国的王陵区。原因在于：其一，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“巴王陵墓多在枳。”这与史书记载相符；其二，器物上有巴蜀图语，带有“王”字样；其三，这是重庆市所发现的战国墓葬中等级最高的一处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墓葬出土百余件高等级随葬品，文物专家推测墓主很可能就是巴国统治者。从1972年至2003年，经过5次发掘墓葬22座，出土各类珍贵文物680多件，对了解研究巴国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生产、生活、工艺技术、文化内涵诸多方面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材料，对研究川东巴国历史和巴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实物史料，也充分展示了巴枳文化辉煌灿烂的丰硕成果。墓中所出随葬品，按质地可分为铜、陶、玉、琉璃、木、石、金、鹿角等，兵器有剑、矛、戈、钺、戟、镞、弩机、鏚、胄等，生活用具有釜甑、鍪、壶、罍、勺、豆、鼎等，乐器有编钟、錞于、征、铎等。还有璧、环、玦、佩、串饰件等玉器，罐、釜、豆等陶器，以及斧、削、凿、锯等生产工具，可谓门类齐全，种类丰富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尤其是错金铜编钟、错银铜壶、镂空双龙纹铜镜，镶嵌绿松石青铜鸟、巴式镀铬虎纹柳叶剑以及一批精美玉器，在渝东地区属首次发现。特别是1972年发掘的三座巴人墓葬中，1号墓出土的一套错金铜编钟，2号墓出土的虎纽錞于，3号墓出土的长胡四穿铭文戈尤其重要。它们是小田溪出土文物的重要代表。错金铜编钟被誉为地下乐宫之明珠。由青铜浇注，共14枚。最大者口径27.5厘米，依次递减至最小者14.6厘米；最重的一枚2700克，最轻者475克（因锈蚀，递减不成比例）。编钟上有长方形鼻纽用于悬挂，两铣下垂，各枚编钟的午（顶部）、鼓（中间）、篆（下缘）部分别饰以云雷纹、蟠虺纹、旋涡纹等纹饰，其中8枚编钟的钲、于、铣部有错金纹饰。出土时，编钟依大小和音高为次序，悬挂在钟架上，钟架为铜木结构，纵横两侧连接成曲尺形，横梁上有彩色花纹，两端为浮雕龙形图案青铜套。经过试奏，每件铜钟都能敲出两个音高，能够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，并可用来伴奏。这套编钟曾送到欧美、日本等国展出，受到很高的赞誉。编钟是古代宫室的一种乐器，是王者身份的象征，所以被定为国家特级文物藏品。原件现存四川省博物馆，涪陵博物馆现有一套复制品。虎纽錞于通高47厘米，上大下小，椭圆形，长径25.5厘米，短径22厘米，顶平，周围系翻唇，中有虎纽，纽高7.5厘米，长17.8厘米，身有纹饰，工艺精致。虎纽昂首翘尾，似纵身腾跃，甚是雄健。錞于是古代军中号令众士进退之节的乐器。巴人崇拜白虎，祖先廪君为白虎化身，因此，在使用錞于时，将用于悬挂的纽做成虎形，以示其民族特点。四穿长胡铭文铜戈，前援长14厘米、栏长16.2厘米、内长10厘米，上面刻有铭文3行16字：“武廿六年蜀月武造东工师宦丞业工口”，字体纤细而浅。段渝先生在《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新证》中考校诸说，认为是秦攻占枳（公元前280年）后所封巴废子铜梁侯归葬于故土的陪葬品，时间是秦昭王时期。这件出土的铜器成了墓葬断代的可靠依据。3号墓出土的错银铜壶，由盖和壶身组成。口径14.5厘米、腹径31.5厘米、通高50厘米。长颈、斜肩、深腹，肩上有兽面衔环双耳。壶身布满极为纤细的银丝，缀以曲状形的银片，错成大小不同，连续对称的云水纹图案。圈足上为嵌银丝的水波纹。此壶非一般墓主所能享有，应属巴国上层统治人物的随葬品，不愧为我国青铜器的瑰宝。8号墓出土的玉璧，直径17.1厘米、厚0.5厘米，色泽油绿，玉质精纯，半透明，两面饰满云纹，疏密有致。玉璧是古代贵族朝聘、祭祀、丧葬时所用的礼器，这是涪陵迄今出土最大的一块玉璧，堪称玉中极品。9号墓巴式镀铬虎纹柳叶剑，长58厘米、最宽处5.5厘米，剑身两面镀铬并铸满虎皮斑纹，一面铸有巴蜀符号、“乌”纹和绫形回纹，另一面铸有手心纹、鹿纹。此剑表面经过特殊加工处理，出土时光洁晶莹，刃部锋利，显示出高超的青铜冶铸和精加工水平，堪称国宝。10号墓出土的青铜鸟形器，保存完好，羽毛用绿松石镶嵌工艺，技法细腻，纹饰精致，形态生动逼真，酷似一只欲飞的金凤，被誉为“巴国神鸟”。小田溪22座墓的发掘，是巴文化考古的重大收获，是巴文化的重大发现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它的发现，不仅对研究巴国的文化、经济、军事、政治等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，而且为建立三峡地区战国时期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年代序列，提供了一把可以参考的标尺。这些战国墓葬多属战国晚期，规模较大，随葬品等级较高，属巴国贵族所有。其随葬器物文化面貌丰富多彩，显示出该墓地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。如陶器中既有典型的巴蜀文化、楚文化器物，还有融蜀式器物和楚式器物风格为一体的圜底罐。随葬铜器更是复杂多样，既有大量的典型巴蜀兵器，如柳叶形剑、矛、戈、钺等，又有楚式剑、鼎。不少铜器还带有鲜明的中原文化风格。尤其是12号大墓的发掘，为研究小田溪墓群战国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，渝东先秦古代文化的独特面貌，进而为研究巴文化的发展、繁荣及周边地区民族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。对认识战国时期巴人生活习俗、丧葬制度、对外交流、巴蜀文化以及楚文化、秦文化的联系和差异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。12号墓长7.9米、宽6.1米，是三峡地区战国墓最大规格的墓葬之一。出土文物等级之高、品类之全、数量之多，实属罕见，应为巴国某一大王的陵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充分证实了小田溪巴人墓群是一处巴国王陵和贵族墓地。经过历次发掘，涪陵古称枳，是巴国先王陵墓所在之地的说法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。四巴枳文化之所以能在涪陵传统历史文化中独树一帜，擎起涪陵传统历史文化的帅旗，具有崇高的的地位，产生深远的影响，是因为它所具备的鲜明特征所决定的，而这些突出的独有特征，是涪陵其它传统历史文化所不具备更不能取代的。它不仅像乌江一样源远流长，历史悠久，而且像长江一样兼收并蓄，博大深厚。特别是枳巴国这一特殊身份的赋予，不仅使它显得更加尊贵和崇高，而且也成为它有别于其它文化最为鲜明的特色。如今，我们已经不能目睹它曾经辉煌的过往，但从巴人立国于枳并实现了枳地社会形态的更迭来看，它所积淀的深厚内涵和闪耀的美丽光环，不仅是涪陵历史上其它文化不能比拟的，即使在巴渝大地，它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巴渝文化的星空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虽然巴人西迁后不只是在枳地建国，还建都江州（重庆渝中区）、丰都（别都）、垫江（今合川）等，但最先立国于枳，并开创了巴国的鼎盛时期，成为巴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，致使涪陵成了巴文化的大本营，是集巴文化之大成的汇聚地。从而它所创造的神奇多彩的物质和精神文化，也是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。同时，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，涪陵这座巴国都城近郊的小田溪巴王陵墓，在整个巴渝大地属涪陵专有。从小田溪巴王墓地出土的大量巴枳文化遗物，以及与之相关的巴陵文化、巴祭祀文化、宗教文化等和都市文化结合在一起，又使巴枳文化鲜明的特征更加突出，同样是涪陵其它文化所难以超越的。当我们欣赏在巴枳文化的深远影响下所绽放的白鹤梁文化、易理文化、榨菜文化等美丽花朵时，我们会更加深刻的意识到，其鲜艳色彩的相互映照，又使得巴枳文化更加绚丽，成为一处独具特色的靓丽风景。而近几年来，涪陵对巴枳文化的深入开发和利用，又更加彰显了巴文化在涪陵的独特魅力，使巴文化的特色更加鲜明。也正因为巴枳文化散发着独特的芳香，所以，它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。它的兴起，构建了涪陵文化的雏形。它不仅是涪陵最悠久的文化源头，而且是涪陵历史文化中最富政治色彩的文化，最具开创性的文化，最具精气神的文化，同样也是涪陵历史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。成型的巴枳文化，搭建了涪陵文化发展的平台。她的构成，决定了涪陵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势；她的形态，成为了涪陵其它文化孕育的母体；她的内涵，是涪陵其它文化成长的肥沃土壤；它蕴涵的精气神，成为了贯穿涪陵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。因而，它对涪陵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巴枳文化在涪陵破天荒地实现了一次真正的崛起，在巴人艰辛的文化创建壮举中，昌盛的政治、兴起的城市、发达的工业、兴旺的农业、兴盛的歌舞等这些地域文化形象的塑造，赋予了涪陵文化重大的意义，特殊的地位，也使涪陵从此一直成为一定地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因而，它鲜明的文化塑造，确立了涪陵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地位。巴人创造的丰富的物质文化，使涪陵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，为涪陵后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，从而更好地促进了涪陵经济的发展。而兴盛的精神文化，则推动了涪陵精神文化的不断繁荣。不管是昌盛的政治、广为流传的巴歌、影响深远的巴舞、独具特色的巴乐和神秘怪异的宗教祭祀，或是巴人勤劳勇敢，自强不息，艰苦创业的精神，都对涪陵后来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